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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橋榮記》【價格 目錄 書評 正版】

互聯網 2021-03-01 03:18:08
花橋榮記 版權信息ISBN:9789573236191條形碼:9789573236191裝幀:簡裝本版次:暫無冊數:暫無重量:暫無印刷次數:暫無所屬分類:藝術>影視藝術>影視賞析花橋榮記 內容簡介

〈花橋榮記〉是白先勇的一篇短篇小說,原著中對女主角的性格與外型都描寫得淋漓盡致。導演謝衍不只將這些描述細膩的傳達出來,在人物關係的處理上,也呈現出與原著相得益彰的流暢。更在原有的故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極為寫實的遭遇與經驗,豐富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他們生動感人,是一部充滿感染力的電影。

導演把臺北的影像,處理得又濕又悶,和桂林場景如童話故事般的調性,一樣給人粗礪且沈重的感受。故事像剝苦洋蔥一般,藉由談話與事件,逐層揭開。本書將小說改編為電影劇本的歷程與電影拍攝的實際經驗做了一個完整而詳實的記錄。

這當然是個妙不可言的噱頭,此外,還提供了大好理由,得以盡情施展特效。然而,重點應在於災難的內在效應,而非僅交待張顯於外的事件經過而已。

對於一些失意的人來說,大難早已臨頭。他們來自中國桂林,常光顧張太太在臺北開的小麵館。在四○年代末期,毛澤東的共軍,迫使這些人遷移到臺灣。這雖非外空彗星自天而降,其衝擊力卻可能差不多。他們失去了一切,與親人生離死別,被迫在以「地震與颱風」出了名,且「又臭又亂」的地方討生活,過一天算一天。

張太太伶牙俐齒,利索能幹。她家原本在桂林開了家知名的高級餐館,如今她徐娘半老,曾經英俊的丈夫原是國民軍官,而且騎了匹貨真價實的白色駿馬。

有關桂林的倒敘鏡頭,金光閃爍,令人無法逼視,回憶把一切都美化了,張太太夜半夢魘,甚至夢見了那匹駿馬。

盧先生是麵館???,他斯文有禮,饒有書卷氣。張太太一度對他頗有好感,還有另外兩個客人,也曾博得她另眼看待。一位當過桂林縣長,一位曾是大地主;他們原本有錢有勢,如今孑然一身,他們都仰仗著她,對性子火爆的張太太來說,算是不小的負擔。

導演謝衍把臺北的影像,處理得又濕又悶,和桂林場景如童話故事般的調性,一樣給人粗厲且沈重的感受。故事像剝苦洋蔥一般,藉由談話與事件,逐層揭開。雖然華語電影往往過度催淚,《花橋榮記》卻不致濫情到令人作嘔,而有適度的感傷。

技術層面穩健,林良忠的攝影令人印象深刻,桂林使人屏息的美景與麵館陰濕的店面,攝影皆佳。劇本由楊心愉和謝衍合撰,改編自白先勇原著短篇小說〈花橋榮記〉。

不過,這部電影的靈魂人物,要算飾演張太太的鄭裕玲,她的表現非同凡響。這並不是個風華絕代的角色,鄭裕玲逼真地演出不同的年齡階段,隨著年華的流逝,她愈來愈蒼老、陰鬱、吹毛求疵,也越來越急躁不安。

鄭裕玲的明星神采,牢牢吸引觀眾視線,比起太平洋兩岸這一年來*優秀的演出,她的表現毫不遜色。

——錄自夏威夷LocalMoco報上影評,Burl Burlingame作,韓良憶譯

花橋榮記花橋榮記前言

我的電影步途謝衍

白先勇先生的小說我幾乎全都看過,而且有些都看過好幾遍。自從文革以後,大陸開始發表白先勇先生的小說,我也就很快成為他的一個忠實讀者。來到美國後,我又和白先勇先生成為好朋友。在拍攝電影《女兒紅》的時候,我就決定把〈花橋榮記〉列為下一部影片的拍攝計畫。我很喜歡白先勇先生的性格,他是一個立場鮮明,敢愛敢恨的人。許多他作品裡的人物都有他性格的寫照和延展。在我拍完了《女兒紅》以後,專程從紐約飛到洛杉磯,然後驅車前往Santa Barbara,向白先勇先生表達我要拍〈花橋榮記〉的想法。他欣然答應,並和我探討了對未來影片的設想,一直談到半夜兩點多鐘,我才離開他家回洛杉磯。

我是八十年代初從上海到美國來的自費留學生。當時大陸還未實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國家規定出國人員只許兌換三十元美金帶出去。理由是:你有經濟擔保人在那裏負責你的一切費用。那時候大陸很窮,美金更是稀罕。即使可以隨便兌換美金,我想大概也不到百分之零點一的人能換得起。記得那時我在浙江電影製片廠當副導演,每月的薪水是三十九元五角人民幣。為了多帶點錢去美國,我把自行車也賣了。當時因為自己臉皮薄,不好意思去黑市市場兜售,還是我的室友、好朋友過強先生替我把車賣了,價錢也不錯,好像賣了一百多塊。我爸爸把爺爺留下的一塊金懷錶給了我,並說在錢不夠用的時候可以變賣或典當。這塊金懷錶會打點,而且是音樂聲的,它那叮叮咚咚的音樂聲好似來自遙遠的阿爾卑斯山谷中的一個教堂的鐘聲。每當聽到這悅耳的鐘聲,我就覺得好像走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充滿溫馨和諧,甚至有點神怪的境地。這塊金懷錶的牌子是亨達利。這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一家由德國僑民霍普兄弟在上海開設的,名叫亨達利鐘錶店的產品?;羝招值転榱嗽诩ち腋偁幍纳虾┥先〉檬紫匚?,北上京城疏通王公大臣,通過贈予聯絡,獲得慈禧太后的好感。慈禧不僅酷愛搜羅名貴鐘錶作擺設,連剛登基的宣統皇帝日後結婚用的水晶傢具,也委託亨達利去國外訂製。後來宣統退位,已用不著這套華麗的家具,亨達利的老闆便把它陳列在店堂內,以招徠顧客觀看,擴大它的影響。小時候我經常跑到爺爺房間裏,請他打開這只錶,撥動開關。直到聽完那叮叮咚咚的音樂聲後,我才滿意地離去。在父母和許多朋友的一起幫助下,我帶了總共三百多元美金和我爺爺的這塊亨達利金懷錶踏上了西征留洋的漫長道路。

一到紐約,我就覺得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幾乎沒有一種身在異鄉的感覺。我想這裏就應該是我今後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紐約一住就住了十幾年,我在那裏完成了學業,找到了工作,先取得綠卡,後又歸化為美國公民。然而印象*深刻的,還是在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四年的學習生活。那是既緊張又有趣的四年,這裏指的緊張是指我的經濟來源的緊張。除了昂貴的學費,和控制到*低的生活費,還有像無底洞一樣的功課作業費:拍電影,每年總共大約至少需要花費四、五萬美元。我除了對付全日制的課程外,還要抽出部分時間來打工,但還是經常處於入不敷出的拮據狀態。我每天的睡眠時間都在五、六個小時左右,所以那時候從來沒想到過節食減肥之類的事情。我感到*幸運是,在這段艱苦奮鬥的日子裏,自己始終能保持旺盛的精神狀態,從不畏縮止步,更不向後退卻,也根本沒想過要把我爺爺的那只金懷錶賣掉。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也「感謝」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我這種樂觀個性和堅韌意志。

在美國讀書*可愛之處是你可以在課堂上隨意發表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甚至和教授爭論。在中國,這樣會被認為是不尊重導師,大逆不道的。我在一年級拍過一部電影《相倚的愛》(英文名為:Interdependent Love),是寫一個孤獨老人與一隻貓的故事。導師認為拍得太傷感,提出為什麼要讓這個老人孤獨,又生病,還丟失了心愛的貓等等;並連聲說:Too 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聽他的口氣是很不喜歡這部電影。我就反問他:What's wrong with being sentimental? 好幾個同學也為我打抱不平。就是這部電影,後來得到電影製片人Mr. Sidney Kator的賞識,他提供我一筆私人獎學金,使我能在紐約大學繼續「生存」下去,完成學業,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當時我是電影研究院裏唯一從大陸來的學生,其他為數不多的華裔學生大多是從臺灣來的。我和他們接觸很多,也很合得來。去年我拍攝《花橋榮記》時,編劇楊心愉,攝影指導林良忠,都是我在紐約大學的先後同學,他倆都是從臺灣來的。雖然我們是**次合作,但非常默契,有一種天衣無縫的感覺。我想這就是我們多年同窗,有相同的學習、生活背景的緣故吧。

在紐約大學讀書時,我曾在紐約市電視臺WNYC工作過,也曾參加電影紀錄片《誰殺了陳果仁》的製作。此影片在八九年曾獲得奧斯卡獎的提名。前幾年,我根據陳果仁案件為背景,寫了電影劇本《星條旗下的公正》(英文名為:LILY)?!缎菞l旗下的公正》是寫一個關於中國女人陳莉莉的真實故事。四十年代末,陳莉莉以照片新娘的身分從中國廣東去美國,在那裏結婚、成家,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由於兒子陳果仁在底特律市被兩個白人謀殺,而且兇手只被判了三千美元的罰款和三年的監外守行為。陳莉莉挺身而起,挑戰美國的司法制度,為兒子的死伸張正義。當她的努力遭到的失敗後,就毅然離開活了四十年的美國,回到她的出生地廣東開平。劇本得到當時在奧利佛.史東(Olive Stone)公司任總裁的Janet Yang(中文名字為:楊燕子)的好評,她願意擔任此片的總監製(Executive Producer)。陳沖在從上海到舊金山的飛機上讀了這個劇本,她被劇本中的人物和情節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事後她打電話告訴我,這是她近幾年來看到的*好的一個電影劇本。這也是我現正在籌備的下一部新電影。我希望能在好萊塢的影幕上塑造一個嶄新的亞洲女性的形象,一個像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don)塑造的那些堅強的女性角色。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don)是我*喜歡的女演員之一,除了她的演技令我佩服之外,她塑造的那些女性形像更使我難以忘懷。至今我還沒有在好萊塢的銀幕上看到一個令我滿意的亞裔女性形象。過去都是Suesy Wong之類的吧女、妓女等風塵女子,現在也都是一些軟弱的、哭哭啼啼的女性。在好萊塢的影幕上塑造新的亞裔女性的形象,只能靠我們亞裔的導演。

從紐約大學畢業以後,我曾擔任過電影《蝴蝶君》(華納公司出品,David Cronenberg導演)的副導演,也寫了幾個電影劇本。其中**個是《熊貓杰米》,寫一個美國男孩和一隻熊貓的故事,當時是準備做一部中美合作拍攝的電影。在尋找資金的過程中,《熊貓杰米》的劇本流傳到各大小電影公司。其間有位在一家大電影公司做事的華人先生來找我,要我參與他們一部也是關於熊貓的電影的製作,但放棄做導演的想法,或把劇本賣給他們,而且保證價錢一定會很好。據說他是大陸來的,也曾是學電影的學生。我很討厭他那副「狗腿子」的嘴臉,沒等他說完,就火冒三丈,當時就拒絕了他。

還有一位是加拿大的電影監製,她和我曾經在華納公司的一部電影裏共事過。此人對東方,尤其是對亞洲的題材很感興趣。她問我要了《熊貓杰米》的劇本去看,看完了卻說這不是她想要拍的題材。但後來她卻當了華納公司出品的一部故事和我劇本極相似的,也是關於熊貓電影的總監製。在這部電影上映後,許多朋友打電話來問我,有的還來電話恭喜我,弄得我啼笑皆非。我曾經找過律師,但沒進行多久,我就放棄了。原因有兩個:其一,律師費太貴,每小時要兩百五到三百美元。其二,我認為這不是華納公司的錯,是那些卑鄙的電影製作人的罪過,但我又沒有確鑿證據在手。如果我打贏官司,也得不到多少錢,因為這部電影拍得很爛,票房也極差,是一部虧本的電影。如果我打輸官司就慘了,昂貴的律師費會使我傾家蕩產。所以*後決定還是放棄訴訟,集中精力拍我的電影罷了。

第二個劇本是《狗崽子》,這仍是我至今*喜歡,也是*想拍的一個劇本。故事寫了一個出身黑五類的男孩在文革期間從上海跑到新疆的歷險記,是根據我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歷編寫的。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出身在一個黑五類的家庭,祖父在文革中自殺,父親也被管押了起來。他不甘心在上海受別人的欺壓和凌辱,偷了紅衛兵的袖章,冒充革命小將闖遍中國大江南北,一直跑到*邊遠的新疆。在那個百無禁忌,無拘無束的日子裏,他和當地的紅衛兵們在武鬥的槍林彈火中衝鋒陷陣,也在布滿防禦工事的教學大樓房頂上彈奏巴哈的鋼琴曲,*後終於在一個哈薩克族姑娘的幫助下逃出了這個戰火紛亂、事非難辨的地方。香港寰亞電影公司在九三年就職準備拍攝此片。當時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外景地的勘察,決定了強大的演員陣容。葛香亭、姜文、黃坤玄將分別飾演我的祖父、父親和少年時代的我。但是後來北京沒有通過這個劇本,說是因為劇本寫了我父親,寫了文化大革命。我又氣又無奈,曾經想到臺灣、俄羅斯去拍,但覺的在那裏決對拍不出我所要得那種感覺和味道來,所以只能忍痛放棄。希望有朝一日能實現我的夙願,以此表達對我爺爺的一絲緬懷和敬意。

接著我馬上又寫了《女兒紅》,此片還是由香港寰亞電影公司投資拍攝,並由影壇著名演員,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歸亞蕾女士和顧美華小姐擔任主角。果然亞蕾姐在九五年捷克的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佳女主角。同年《女兒紅》又在臺北金馬獎獲得多項提名?!杜畠杭t》還參加了其它許多國際電影節:多倫多、上海、Santa Barbara、開羅等。

和《女兒紅》相比較,《花橋榮記》的製作過程是太曲折,太艱難了。首先是資金籌備,這是*基本的也是*頭痛的一步?!杜畠杭t》的成功並不等於我就可以高枕無憂,不愁沒戲拍了。當寰亞電影公司看完《花橋榮記》的劇本後,認為商業性不強,和以他們公司正在改變今後拍片路子為理由,婉言拒絕了我。另一家香港的電影公司願意投資,但有兩個條件:**,拍攝成本要減少我們原來預算百分之三十;第二,要一位當時在選舉亞洲小姐中很出風頭的女士來當影片的主角。對於這樣苛刻的條件,我當然不會同意了。還有一個在大陸頗有名氣的企業家也白白地浪費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使我感到驚訝的是,《花橋榮記》是白先勇先生一篇寫關於桂林人在臺北的故事,我居然在臺灣找不到一點錢。臺灣有家電影公司曾經熱心地幫我申請政府的電影輔導金,因為我不是臺灣本土的導演,他們還說服了一個符合條例的導演和我聯合執導,以此來達到申請輔導金的要求。結果很快報紙上就有文章報導說:外籍兵團登陸寶島爭奪電影輔導金,美籍華裔導演謝衍、陳沖近日來臺申請。我馬上放棄這個念頭,想到處境困難的臺灣導演兄弟姐妹們,自己實在是於心不忍再來和他們搶飯碗了。在一次工作機會中,有幸認識了韓國三星娛樂集團的總裁,以及電影部的總經理。他們很欣賞我拍的《女兒紅》,馬上就決定了投資我拍《花橋榮記》。經我父親和陶思亮女士的介紹和引見,我認識了廣西自治區的副主席,原桂林市市長,袁鳳蘭女士。她是一個把整個心都交給桂林的人。在她的召集下,桂林的三家公司參加了投資的行列。加上香港華令亞洲電影公司的入股,《花橋榮記》的資金籌備在經過將近兩年時間的努力,暫時告一段落,《花橋榮記》也即將可以開拍了。

在我*早開始籌備《花橋榮記》時,就找過鄭裕玲,請她飾演影片中的女主角:榮記米粉店的老闆娘。嘟嘟(鄭裕玲的小名)也欣然答應了。我覺得她是*理想的人選,白先勇先生也同意我的觀點。但是由於這幾年她較少拍片,曾經被稱為「鄭九組」(一天拍九組不同的電影)的嘟嘟,竟有兩年時間沒有拍片了。所以這就引起某些投資人的顧慮,提出要用劉嘉玲代替鄭裕玲。當時我雖然心裏很不願意,也和他們爭辯過,但是為了能讓《花橋榮記》盡早開拍,我也就只好讓步了。沒料到在我們開拍前的兩個星期,從香港傳來消息,嘉玲在洗澡時不慎摔倒,傷了龍尾骨。她被送進醫院治療,而且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康復。那時我正在北京為《花橋榮記》劇本的問題和電影局商榷周旋,聽到這個消息,好似青天霹靂,不知所措?;氐焦鹆轴?,監製甚至要我做好撤出桂林回香港的準備。我想還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吧,當我們再次找到嘟嘟時,她馬上答應,而且一星期後就到了桂林。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麼一來,我不但用了自己想用的演員,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正如嘟嘟理直氣壯地對香港報紙記者說的:「謝導演*初找的就是我!」嘟嘟是一個很聰明而且專業性很強的演員,為了演好這個飽盡滄桑的米粉店老闆娘,她同意不化妝演出角色的中年階段。這對一個來自盛產那些莫名其妙唯美主義電影的香港演員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嘟嘟精湛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也證明了我沒有選錯演員,她的的確確是《花橋榮記》女主角的*佳人選。

在桂林的拍攝還算是非常順利的,我們只用了三十三個工作天,比預定的計畫提早了三天。在臺灣的拍攝就不是那麼順利了。在去臺灣之前,攝影指導林良忠就警告過我幾次,他每次都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甚麼臺灣電影在水深火熱之中啦,在大陸拍電影像天天過年啦,等等。因為他這個人平時很有幽默感,所以我從未把他講的有關這些話當成真的。一直到臺灣實地拍攝時,才真正體會到林良忠所說的「水深火熱」了。不知是美國好萊塢電影太厲害,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國片市場在臺灣已經掉到了谷底,甚至經常出現票房是零的現象。許多從事電影製作的專業人員不是轉向廣告界,就是徹底改行,為謀生做其他事情去了。只留下那些為數很少的膽大包天、不怕餓死,令人敬又可憐的電影藝術家們,和那些剛從學校畢業的學影視藝術的初生牛犢們,仍然在政府輔導金的贊助下奮力為國片搏鬥。

我們在臺灣請的三個攝影助理中,有兩個都是學生,所以幾乎所有事都由大助理一人來擔當。每天拍攝時的換片要佔用掉兩、三個小時,在我向製片部門力爭之下,終於又增加了一個攝影助理,專門負責換片。但沒想到這個助理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麻煩。他在換片時,竟然不把底片放進黑袋子裏,造成整盒拍過的底片曝光,然後逃之夭夭。當時我快氣瘋了,一晚上都沒睡好覺。第二天在現場拍戲時,一直心神不定,情緒波動,直到接到沖印廠來電話說只壞了一個鏡頭時,我才能恢復正常拍戲。在拍攝全部結束後,我們面臨了更嚴重的問題。香港那部分的投資從一開始就有問題,資金始終不能到位。當我們拍攝完成後,不但沒有一分錢去做後期製作,而且還欠了別人不少錢。我和監製都只拿了**期酬金,直到片子做完,都沒錢付我們兩人的第二期款子。當時有人極力主張不要做下去了,把這爛攤子丟給那個出問題的投資人。隨即而來的亞洲經濟風暴,使得我們的大股東三星娛樂集團對我們的困難也愛莫能助。*後在吳思遠先生和我父親的幫助下,我們終於在上海開始了後期製作。原《花橋榮記》組的工作人員只剩下我一人在孤軍奮戰了。我請了我父親公司的老葛伯伯來當後期製作的製片。他是一個有四、五十年豐富經驗的製片,從五十年代起就和我父親一起在上海電影界共事,直到今天。他除了把我們每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好,還又要應付搪塞那些來討錢的人。每當想到他天天既盡心盡力又毫無怨言地工作,就會使我心裏倍加不安和內疚。因為直到今天,影片已完成三、四個月了,我們還沒有付清他的薪水。和香港著名的剪輯師黃義順的合作也是很有收益的。他跟許鞍華導演剪了將近有二十年片子,是個既有經驗又富有創意的剪輯師。六個星期的剪輯一下子就過去了。我們從十萬英呎的底片裏剪出了一部長八千七百一十七英呎,總共將近九十七分鐘的影片。

接下來是到了*關鍵的時刻,也是決定《花橋榮記》生死存亡的時刻:送大陸官方審查。按照大陸政府規定程序,我們先將影片送到廣西,由廣西電影製片廠先審,然後由自治區廣播電視電影廳和宣傳部再審。電影廠這一關當然是沒有問題,因為他們也是參與製作的.。第二天廣電廳和宣傳部可是來勢洶洶,尤其是那位廣電廳的高官。他的發言幾乎要把整個影片都否定掉。這位號稱自己是研究白先勇作品的專家說:「這部影片給他的感覺是,戲中那些人物的悲劇是由共產黨造成的,是因為共產黨打贏了這場戰爭,把他們(國民黨)趕出大陸才導致這些悲劇的產生?!顾踔撂岢鲆壹舻籼与y的兩場戲。這兩場戲是我們拍得*辛苦,也是拍得*精彩的兩場戲。在場的大部分人聽了他的發言都非常吃驚,紛紛提出不同意見。特別是廣西電影廠的副廠長,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位廳長曲解了影片和小說的基本精神。我也忍不住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影片中那些人物的悲劇是由他們本身的性格造成的。白先勇先生的這篇〈花橋榮記〉不是膚淺地寫國共兩黨誰對誰錯,也不是寫兩岸分開的痛苦?!椿驑s記〉寫的是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它遠遠超過一般思念家鄉,渴望統一的泛泛之作。這場審片會幾乎變成了辯論會。*令我惱怒的是這位高官堅持要把他的觀點寫土報送北京的批文上。我氣得發誓以後再也不去廣西拍片了。廣西之行以後,我幾乎天天失眠,膽戰心驚,總覺得北京這一關將是兇多吉少。到了北京,在中央電影局審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約了原《花橋榮記》攝製組的同事一起吃飯,隨後又去酒吧喝酒。一直鬧到臨晨四點才回飯店睡覺,想以此來縮短那會使我精神崩潰的漫長寒冷的黑夜。第二天下什當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和製片主任孫誕走進電影局某辦公室,接著來到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們的影片順利通過,只有一句李半城的對白和一個地契的空鏡頭需做修改。我當時真想大叫一聲:「老天有眼!」廣西電影廠的趙廠長馬上開始和我商量日後在廣西舉行《花橋榮記》首映式一事,並告訴我廣電廳那位高官年底就要離休下臺了,要我屆時一定要去廣西參加首映式。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

回到上海後,經過多次的加班加時的工作,我們終於在一九九七年底把影片《花橋榮記》完成了。並且也把此片順利的賣給了上海東方影視發行公司,開始了投資回收的**步。在上海為做《花橋榮記》後期製作住了四個多月的,的確有點厭倦了,所以一完成了全部工作,我就到香港,後來又趕到臺北和中影談《花橋榮記》在臺灣發行事宜。在臺北過中國新年後,我就回到美國,把家從紐約搬到洛杉磯。這是經過多年的猶豫不決的考慮,終於下了決心的舉動。在為準備未來新的影片開始剛剛邁出**步時,三星娛樂集團來電話,要求我協助他們一起做《花橋榮記》的發行,因為香港的監製辭職,不願做了。我當然會承擔起這副擔子,因為是從道義上,而不是從責任上。緊接著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正式邀請我和《花橋榮記》參加今年的電影節。這個好消息來得很及時,美國的一些發行公司聽說後,也紛紛要求看片。緊接著韓國釜山、美國夏威夷等國際電影節都來邀請我們參加,而且《花橋榮記》是在夏威夷國際電影節上唯一獲得影評家四顆星的電影。但我現在*希望的是《花橋榮記》能賣得好一點,這樣可以把欠人家的錢早日還清,了結我心頭的一樁大事。

花橋榮記 目錄序/盧燕

1.兩代人對白先勇作品的情結/謝晉

2.我的電影步途/謝晉

3.《花橋榮記》劇本改編後記/楊心愉

4.飄洋過海來拍戲/王志成

5.攝影師手記/林良忠

6.原著:花橋榮記/白先勇

7.《花橋榮記》電影劇本/楊心愉、謝衍

8.演員與工作人員名單

展開全部花橋榮記 相關資料

●自序 我的電影步途謝衍

白先勇先生的小說我幾乎全都看過,而且有些都看過好幾遍。自從文革以後,大陸開始發表白先勇先生的小說,我也就很快成為他的一個忠實讀者。來到美國後,我又和白先勇先生成為好朋友。在拍攝電影《女兒紅》的時候,我就決定把〈花橋榮記〉列為下一部影片的拍攝計畫。我很喜歡白先勇先生的性格,他是一個立場鮮明,敢愛敢恨的人。許多他作品裡的人物都有他性格的寫照和延展。在我拍完了《女兒紅》以後,專程從紐約飛到洛杉磯,然後驅車前往Santa Barbara,向白先勇先生表達我要拍〈花橋榮記〉的想法。他欣然答應,並和我探討了對未來影片的設想,一直談到半夜兩點多鐘,我才離開他家回洛杉磯。

我是八十年代初從上海到美國來的自費留學生。當時大陸還未實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國家規定出國人員只許兌換三十元美金帶出去。理由是:你有經濟擔保人在那裡負責你的一切費用。那時候大陸很窮,美金更是稀罕。即使可以隨便兌換美金,我想大概也不到百分之零點一的人能換得起。記得那時我在浙江電影製片廠當副導演,每月的薪水是三十九元五角人民幣。為了多帶點錢去美國,我把自行車也賣了。當時因為自己臉皮薄,不好意思去黑市市場兜售,還是我的室友、好朋友過強先生替我把車賣了,價錢也不錯,好像賣了一百多塊。我爸爸把爺爺留下的一塊金懷錶給了我,並說在錢不夠用的時候可以變賣或典當。這塊金懷錶會打點,而且是音樂聲的,它那叮叮咚咚的音樂聲好似來自遙遠的阿爾卑斯山谷中的一個教堂的鐘聲。每當聽到這悅耳的鐘聲,我就覺得好像走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充滿溫馨和諧,甚至有點神怪的境地。這塊金懷錶的牌子是亨達利。這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一家由德國僑民霍普兄弟在上海開設的,名叫亨達利鐘錶店的產品?;羝招值転榱嗽诩ち腋偁幍纳虾┥先〉檬紫匚?,北上京城疏通王公大臣,通過贈予聯絡,獲得慈禧太后的好感。慈禧不僅酷愛搜羅名貴鐘錶作擺設,連剛登基的宣統皇帝日後結婚用的水晶傢具,也委託亨達利去國外訂製。後來宣統退位,已用不著這套華麗的家具,亨達利的老闆便把它陳列在店堂內,以招徠顧客觀看,擴大它的影響。小時候我經常跑到爺爺房間裡,請他打開這只錶,撥動開關。直到聽完那叮叮咚咚的音樂聲後,我才滿意地離去。在父母和許多朋友的一起幫助下,我帶了總共三百多元美金和我爺爺的這塊亨達利金懷錶踏上了西征留洋的漫長道路。

一到紐約,我就覺得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幾乎沒有一種身在異鄉的感覺。我想這裡就應該是我今後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紐約一住就住了十幾年,我在那裡完成了學業,找到了工作,先取得綠卡,後又歸化為美國公民。然而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在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四年的學習生活。那是既緊張又有趣的四年,這裡指的緊張是指我的經濟來源的緊張。除了昂貴的學費,和控制到最低的生活費,還有像無底洞一樣的功課作業費:拍電影,每年總共大約至少需要花費四、五萬美元。我除了對付全日制的課程外,還要抽出部分時間來打工,但還是經常處於入不敷出的拮據狀態。我每天的睡眠時間都在五、六個小時左右,所以那時候從來沒想到過節食減肥之類的事情。我感到最幸運是,在這段艱苦奮鬥的日子裡,自己始終能保持旺盛的精神狀態,從不畏縮止步,更不向後退卻,也根本沒想過要把我爺爺的那只金懷錶賣掉。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也「感謝」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我這種樂觀個性和堅韌意志。

在美國讀書最可愛之處是你可以在課堂上隨意發表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甚至和教授爭論。在中國,這樣會被認為是不尊重導師,大逆不道的。我在一年級拍過一部電影《相倚的愛》(英文名為:Interdependent Love),是寫一個孤獨老人與一隻貓的故事。導師認為拍得太傷感,提出為什麼要讓這個老人孤獨,又生病,還丟失了心愛的貓等等;並連聲說:Too 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聽他的口氣是很不喜歡這部電影。我就反問他:What's wrong with being sentimental? 好幾個同學也為我打抱不平。就是這部電影,後來得到電影製片人Mr. Sidney Kator的賞識,他提供我一筆私人獎學金,使我能在紐約大學繼續「生存」下去,完成學業,取得電影碩士學位。當時我是電影研究院裡唯一從大陸來的學生,其他為數不多的華裔學生大多是從臺灣來的。我和他們接觸很多,也很合得來。去年我拍攝《花橋榮記》時,編劇楊心愉,攝影指導林良忠,都是我在紐約大學的先後同學,他倆都是從臺灣來的。雖然我們是第一次合作,但非常默契,有一種天衣無縫的感覺。我想這就是我們多年同窗,有相同的學習、生活背景的緣故吧。

在紐約大學讀書時,我曾在紐約市電視臺WNYC工作過,也曾參加電影紀錄片《誰殺了陳果仁》的製作。此影片在八九年曾獲得奧斯卡獎的提名。前幾年,我根據陳果仁案件為背景,寫了電影劇本《星條旗下的公正》(英文名為:LILY)?!缎菞l旗下的公正》是寫一個關於中國女人陳莉莉的真實故事。四十年代末,陳莉莉以照片新娘的身分從中國廣東去美國,在那裡結婚、成家,並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由於兒子陳果仁在底特律市被兩個白人謀殺,而且兇手只被判了三千美元的罰款和三年的監外守行為。陳莉莉挺身而起,挑戰美國的司法制度,為兒子的死伸張正義。當她的努力遭到的失敗後,就毅然離開生活了四十年的美國,回到她的出生地廣東開平。劇本得到當時在奧利佛.史東(Olive Stone)公司任總裁的Janet Yang(中文名字為:楊燕子)的好評,她願意擔任此片的總監製(Executive Producer)。陳沖在從上海到舊金山的飛機上讀了這個劇本,她被劇本中的人物和情節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事後她打電話告訴我,這是她近幾年來看到的最好的一個電影劇本。這也是我現正在籌備的下一部新電影。我希望能在好萊塢的影幕上塑造一個嶄新的亞洲女性的形象,一個像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don)塑造的那些堅強的女性角色。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don)是我最喜歡的女演員之一,除了她的演技令我佩服之外,她塑造的那些女性形像更使我難以忘懷。至今我還沒有在好萊塢的銀幕上看到一個令我滿意的亞裔女性形象。過去都是Suesy Wong之類的吧女、妓女等風塵女子,現在也都是一些軟弱的、哭哭啼啼的女性。在好萊塢的影幕上塑造新的亞裔女性的形象,只能靠我們亞裔的導演。

從紐約大學畢業以後,我曾擔任過電影《蝴蝶君》(華納公司出品,David Cronenberg導演)的副導演,也寫了幾個電影劇本。其中第一個是《熊貓杰米》,寫一個美國男孩和一隻熊貓的故事,當時是準備做一部中美合作拍攝的電影。在尋找資金的過程中,《熊貓杰米》的劇本流傳到各大小電影公司。其間有位在一家大電影公司做事的華人先生來找我,要我參與他們一部也是關於熊貓的電影的製作,但放棄做導演的想法,或把劇本賣給他們,而且保證價錢一定會很好。據說他是大陸來的,也曾是學電影的學生。我很討厭他那副「狗腿子」的嘴臉,沒等他說完,就火冒三丈,當時就拒絕了他。

還有一位是加拿大的電影監製,她和我曾經在華納公司的一部電影裡共事過。此人對東方,尤其是對亞洲的題材很感興趣。她問我要了《熊貓杰米》的劇本去看,看完了卻說這不是她想要拍的題材。但後來她卻當了華納公司出品的一部故事和我劇本極相似的,也是關於熊貓電影的總監製。在這部電影上映後,許多朋友打電話來問我,有的還來電話恭喜我,弄得我啼笑皆非。我曾經找過律師,但沒進行多久,我就放棄了。原因有兩個:其一,律師費太貴,每小時要兩百五到三百美元。其二,我認為這不是華納公司的錯,是那些卑鄙的電影製作人的罪過,但我又沒有確鑿證據在手。如果我打贏官司,也得不到多少錢,因為這部電影拍得很爛,票房也極差,是一部虧本的電影。如果我打輸官司就慘了,昂貴的律師費會使我傾家蕩產。所以最後決定還是放棄訴訟,集中精力拍我的電影罷了。

第二個劇本是《狗崽子》,這仍是我至今最喜歡,也是最想拍的一個劇本。故事寫了一個出身黑五類的男孩在文革期間從上海跑到新疆的歷險記,是根據我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歷編寫的。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出身在一個黑五類的家庭,祖父在文革中自殺,父親也被管押了起來。他不甘心在上海受別人的欺壓和凌辱,偷了紅衛兵的袖章,冒充革命小將闖遍中國大江南北,一直跑到最邊遠的新疆。在那個百無禁忌,無拘無束的日子裡,他和當地的紅衛兵們在武鬥的槍林彈火中衝鋒陷陣,也在布滿防禦工事的教學大樓房頂上彈奏巴哈的鋼琴曲,最後終於在一個哈薩克族姑娘的幫助下逃出了這個戰火紛亂、事非難辨的地方。香港寰亞電影公司在九三年就職準備拍攝此片。當時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外景地的勘察,決定了強大的演員陣容。葛香亭、姜文、黃坤玄將分別飾演我的祖父、父親和少年時代的我。但是後來北京沒有通過這個劇本,說是因為劇本寫了我父親,寫了文化大革命。我又氣又無奈,曾經想到臺灣、俄羅斯去拍,但覺的在那裡決對拍不出我所要得那種感覺和味道來,所以只能忍痛放棄。希望有朝一日能實現我的夙願,以此表達對我爺爺的一絲緬懷和敬意。

接著我馬上又寫了《女兒紅》,此片還是由香港寰亞電影公司投資拍攝,並由影壇著名演員,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歸亞蕾女士和顧美華小姐擔任主角。果然亞蕾姐在九五年捷克的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女主角。同年《女兒紅》又在臺北金馬獎獲得多項提名?!杜畠杭t》還參加了其它許多國際電影節:多倫多、上海、Santa Barbara、開羅等。

和《女兒紅》相比較,《花橋榮記》的製作過程是太曲折,太艱難了。首先是資金籌備,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頭痛的一步?!杜畠杭t》的成功並不等於我就可以高枕無憂,不愁沒戲拍了。當寰亞電影公司看完《花橋榮記》的劇本後,認為商業性不強,和以他們公司正在改變今後拍片路子為理由,婉言拒絕了我。另一家香港的電影公司願意投資,但有兩個條件:第一,拍攝成本要減少我們原來預算百分之三十;第二,要一位當時在選舉亞洲小姐中很出風頭的女士來當影片的主角。對於這樣苛刻的條件,我當然不會同意了。還有一個在大陸頗有名氣的企業家也白白地浪費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使我感到驚訝的是,《花橋榮記》是白先勇先生一篇寫關於桂林人在臺北的故事,我居然在臺灣找不到一點錢。臺灣有家電影公司曾經熱心地幫我申請政府的電影輔導金,因為我不是臺灣本土的導演,他們還說服了一個符合條例的導演和我聯合執導,以此來達到申請輔導金的要求。結果很快報紙上就有文章報導說:外籍兵團登陸寶島爭奪電影輔導金,美籍華裔導演謝衍、陳沖近日來臺申請。我馬上放棄這個念頭,想到處境困難的臺灣導演兄弟姐妹們,自己實在是於心不忍再來和他們搶飯碗了。在一次工作機會中,有幸認識了韓國三星娛樂集團的總裁,以及電影部的總經理。他們很欣賞我拍的《女兒紅》,馬上就決定了投資我拍《花橋榮記》。經我父親和陶思亮女士的介紹和引見,我認識了廣西自治區的副主席,原桂林市市長,袁鳳蘭女士。她是一個把整個心都交給桂林的人。在她的召集下,桂林的三家公司參加了投資的行列。加上香港華令亞洲電影公司的入股,《花橋榮記》的資金籌備在經過將近兩年時間的努力,暫時告一段落,《花橋榮記》也即將可以開拍了。

在我最早開始籌備《花橋榮記》時,就找過鄭裕玲,請她飾演影片中的女主角:榮記米粉店的老闆娘。嘟嘟(鄭裕玲的小名)也欣然答應了。我覺得她是最理想的人選,白先勇先生也同意我的觀點。但是由於這幾年她較少拍片,曾經被稱為「鄭九組」(一天拍九組不同的電影)的嘟嘟,竟有兩年時間沒有拍片了。所以這就引起某些投資人的顧慮,提出要用劉嘉玲代替鄭裕玲。當時我雖然心裡很不願意,也和他們爭辯過,但是為了能讓《花橋榮記》盡早開拍,我也就只好讓步了。沒料到在我們開拍前的兩個星期,從香港傳來消息,嘉玲在洗澡時不慎摔倒,傷了龍尾骨。她被送進醫院治療,而且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康復。那時我正在北京為《花橋榮記》劇本的問題和電影局商榷周旋,聽到這個消息,好似青天霹靂,不知所措?;氐焦鹆轴?,監製甚至要我做好撤出桂林回香港的準備。我想還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吧,當我們再次找到嘟嘟時,她馬上答應,而且一星期後就到了桂林。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麼一來,我不但用了自己想用的演員,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正如嘟嘟理直氣壯地對香港報紙記者說的:「謝導演最初找的就是我!」嘟嘟是一個很聰明而且專業性很強的演員,為了演好這個飽盡滄桑的米粉店老闆娘,她同意不化妝演出角色的中年階段。這對一個來自盛產那些莫名其妙唯美主義電影的香港演員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嘟嘟精湛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也證明了我沒有選錯演員,她的的確確是《花橋榮記》女主角的最佳人選。

在桂林的拍攝還算是非常順利的,我們只用了三十三個工作天,比預定的計畫提早了三天。在臺灣的拍攝就不是那麼順利了。在去臺灣之前,攝影指導林良忠就警告過我幾次,他每次都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甚麼臺灣電影在水深火熱之中啦,在大陸拍電影像天天過年啦,等等。因為他這個人平時很有幽默感,所以我從未把他講的有關這些話當成真的。一直到臺灣實地拍攝時,才真正體會到林良忠所說的「水深火熱」了。不知是美國好萊塢電影太厲害,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國片市場在臺灣已經掉到了谷底,甚至經常出現票房是零的現象。許多從事電影製作的專業人員不是轉向廣告界,就是徹底改行,為謀生做其他事情去了。只留下那些為數很少的膽大包天、不怕餓死,令人可敬又可憐的電影藝術家們,和那些剛從學校畢業的學影視藝術的初生牛犢們,仍然在政府輔導金的贊助下奮力為國片搏鬥。

我們在臺灣請的三個攝影助理中,有兩個都是學生,所以幾乎所有事都由大助理一人來擔當。每天拍攝時的換片要佔用掉兩、三個小時,在我向製片部門力爭之下,終於又增加了一個攝影助理,專門負責換片。但沒想到這個助理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麻煩。他在換片時,竟然不把底片放進黑袋子裡,造成整盒拍過的底片曝光,然後逃之夭夭。當時我快氣瘋了,一晚上都沒睡好覺。第二天在現場拍戲時,一直心神不定,情緒波動,直到接到沖印廠來電話說只壞了一個鏡頭時,我才能恢復正常拍戲。在拍攝全部結束後,我們面臨了更嚴重的問題。香港那部分的投資從一開始就有問題,資金始終不能到位。當我們拍攝完成後,不但沒有一分錢去做後期製作,而且還欠了別人不少錢。我和監製都只拿了第一期酬金,直到片子做完,都沒錢付我們兩人的第二期款子。當時有人極力主張不要做下去了,把這爛攤子丟給那個出問題的投資人。隨即而來的亞洲經濟風暴,使得我們的大股東三星娛樂集團對我們的困難也愛莫能助。最後在吳思遠先生和我父親的幫助下,我們終於在上海開始了後期製作。原《花橋榮記》組的工作人員只剩下我一人在孤軍奮戰了。我請了我父親公司的老葛伯伯來當後期製作的製片。他是一個有四、五十年豐富經驗的製片,從五十年代起就和我父親一起在上海電影界共事,直到今天。他除了把我們每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好,還又要應付搪塞那些來討錢的人。每當想到他天天既盡心盡力又毫無怨言地工作,就會使我心裡倍加不安和內疚。因為直到今天,影片已完成三、四個月了,我們還沒有付清他的薪水。和香港著名的剪輯師黃義順的合作也是很有收益的。他跟許鞍華導演剪了將近有二十年片子,是個既有經驗又富有創意的剪輯師。六個星期的剪輯一下子就過去了。我們從十萬英呎的底片裡剪出了一部長八千七百一十七英呎,總共將近九十七分鐘的影片。

接下來是到了最關鍵的時刻,也是決定《花橋榮記》生死存亡的時刻:送大陸官方審查。按照大陸政府規定程序,我們先將影片送到廣西,由廣西電影製片廠先審,然後由自治區廣播電視電影廳和宣傳部再審。電影廠這一關當然是沒有問題,因為他們也是參與製作的.。第二天廣電廳和宣傳部可是來勢洶洶,尤其是那位廣電廳的高官。他的發言幾乎要把整個影片都否定掉。這位號稱自己是研究白先勇作品的專家說:「這部影片給他的感覺是,戲中那些人物的悲劇是由共產黨造成的,是因為共產黨打贏了這場戰爭,把他們(國民黨)趕出大陸才導致這些悲劇的產生?!顾踔撂岢鲆壹舻籼与y的兩場戲。這兩場戲是我們拍得最辛苦,也是拍得最精彩的兩場戲。在場的大部分人聽了他的發言都非常吃驚,紛紛提出不同意見。特別是廣西電影廠的副廠長,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位廳長曲解了影片和小說的基本精神。我也忍不住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影片中那些人物的悲劇是由他們本身的性格造成的。白先勇先生的這篇〈花橋榮記〉不是膚淺地寫國共兩黨誰對誰錯,也不是寫兩岸分開的痛苦?!椿驑s記〉寫的是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它遠遠超過一般思念家鄉,渴望統一的泛泛之作。這場審片會幾乎變成了辯論會。最令我惱怒的是這位高官堅持要把他的觀點寫土報送北京的批文上。我氣得發誓以後再也不去廣西拍片了。廣西之行以後,我幾乎天天失眠,膽戰心驚,總覺得北京這一關將是兇多吉少。到了北京,在中央電影局審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約了原《花橋榮記》攝製組的同事一起吃飯,隨後又去酒吧喝酒。一直鬧到臨晨四點才回飯店睡覺,想以此來縮短那會使我精神崩潰的漫長寒冷的黑夜。第二天下什當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和製片主任孫誕走進電影局某辦公室,接著來到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們的影片順利通過,只有一句李半城的對白和一個地契的空鏡頭需做修改。我當時真想大叫一聲:「老天有眼!」廣西電影廠的趙廠長馬上開始和我商量日後在廣西舉行《花橋榮記》首映式一事,並告訴我廣電廳那位高官年底就要離休下臺了,要我屆時一定要去廣西參加首映式。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

回到上海後,經過多次的加班加時的工作,我們終於在一九九七年底把影片《花橋榮記》完成了。並且也把此片順利的賣給了上海東方影視發行公司,開始了投資回收的第一步。在上海為做《花橋榮記》後期製作住了四個多月的,的確有點厭倦了,所以一完成了全部工作,我就到香港,後來又趕到臺北和中影談《花橋榮記》在臺灣發行事宜。在臺北過中國新年後,我就回到美國,把家從紐約搬到洛杉磯。這是經過多年的猶豫不決的考慮,終於下了決心的舉動。在為準備未來新的影片開始剛剛邁出第一步時,三星娛樂集團來電話,要求我協助他們一起做《花橋榮記》的發行,因為香港的監製辭職,不願做了。我當然會承擔起這副擔子,因為是從道義上,而不是從責任上。緊接著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正式邀請我和《花橋榮記》參加今年的電影節。這個好消息來得很及時,美國的一些發行公司聽說後,也紛紛要求看片。緊接著韓國釜山、美國夏威夷等國際電影節都來邀請我們參加,而且《花橋榮記》是在夏威夷國際電影節上唯一獲得影評家四顆星的電影。但我現在最希望的是《花橋榮記》能賣得好一點,這樣可以把欠人家的錢早日還清,了結我心頭的一樁大事。

花橋榮記 作者簡介

謝衍

生於上海,八○年代初到美國自費留學,九○年畢業於紐約大學,獲得電影碩士學位,現定居洛杉磯。謝衍的作品有:<老人與貓>、<跟著太陽走>、<陌生人的慈善>,《女兒紅》為謝衍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該片在捷克卡羅維發利電影節榮獲最佳女主角獎,亦獲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和女主角提名,並參加多倫多、上海、開羅等國際電影節?!痘驑s記》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和男配角提名,並參加多倫多、釜山、夏威夷等國際電影節。

楊心愉

祖藉四川資中,出生於臺灣高雄。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留學美國,獲得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學位。其16釐米短片<佔線>、<綠卡親親>、<貪慾男女>曾榮獲九一、九二及九四年金穗獎?!痘驑s記》是其第一部拍攝成電影的改編劇本,另有《安妮的黑洞》、《青春之城》等電影劇本作品。目前正著手改編朱天文的《荒人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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